佛教宗教師專業與信仰爲基礎的社會服務「國際會議綜述」

振冠法師

2019年5月4日至5日,首屆「佛教宗教師專業與信仰爲基礎的社會服務」(Buddhist Chaplaincy and Faith-Based Social Services)國際會議,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召開。會議由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美國漢傳佛教國際文教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佛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中國福州開元寺承辦。開幕式由東亞語言與文化系主任格瑞‧杜特(Gray Tuttle)教授、美國漢傳佛教國際文教中心理事長、福州開元寺主持本性禪師致辭;閉幕式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國際佛學研究中心主任魏德東教授主持。

兩天會議,共八場論文發表與研討,分別由哥倫比亞大學格瑞‧杜特教授、哈佛大學神學院艾米莉‧克裡克(Emily Click)教授、那洛巴大學奧恰雅‧朱迪絲‧西門珀(Acharya Judith Simmer-Brown)與伊琳‧芸恩(Elaine Yuen)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孔令偉博士、加州伯克利聯合神學研究院朱迪絲‧坎斯特(Judith Kinst)教授、及美國漢傳佛教國際文教中心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振冠法師主持。

與會者分別來自哥倫比亞大學、哈佛、耶魯、中國人民大學、加州伯克利聯合神學研究院、紐約羅切斯特理工學院、科羅拉多那洛巴大學、南加州大學、克萊蒙神學院、福建佛學院、洛杉磯西來大學、日本仙台東北大學,及美國陸軍與海軍部門。逾四十位法師、專家學者與在職專業佛教宗教師,參與會議,發表論文。此次會議主題探討佛教宗教師近十年來,在美國當地高等教育機構、臨床醫療及軍隊系統的發展;佛教宗教師專業在日本的出現及其刻下狀況;美國漢傳佛教國際文教中心宗教師授戒、認證與年度訓練項目;及未來佛教宗教師專業在中國落地的可能。現綜述如下。

一、佛教宗教師在美國

目前在美國佛教宗教師專業,不論是學院教育,或社會事業單位實踐,仍處在發展階段。教育方面,美國高校開設的佛教宗教師專業課程,深受基督教神學影響。實踐上,佛教宗教師的工作雖覆蓋高校、臨床醫療及軍隊系統,但仍附屬於現有基督教宗教師督導系統,缺乏獨立自主性。此外基督教宗教師在社區事業單位的工作,得到當地教會的認可和充分支持。佛教宗教師在美國的工作,到目前爲止,仍缺乏當地社區佛教團體的認可與支持。與會者發表的有關美國佛教宗教師教育與實踐領域的論文,著重探討了如下內容。

(一)佛教宗教師的教育與實踐展望:佛學、神學與多元宗教文化融合

哥大協和神學院蘇詠帕(Su Yon Park)與葛瑞‧辛德(Greg Snyder)教授發表了《整體不適:在基督新教神學院的佛教宗教師教育》(「Uncomfortable Wholeness: Buddhist Chaplaincy Education at a Protestant Seminary」)。作爲佛教宗教師教育者與實踐者,蘇詠帕與辛德教授從個人經驗,探討了在基督新教神學院設立、教導佛教宗教師專業課程,存在的不適與張力。這主要由佛學與神學之間的差異而來。在以一神教神學與歷史背景下的神學院,組建佛教宗教師專業教育與訓練項目,首先需要面對釐清佛學與神學之間區別的挑戰。其次,需對照美國現有神學院宗教師教育系統,依據相關要求完善佛教宗教師的教育與培訓。最後,佛教宗教師如何在廣義基督教語境下,形成一套涵括多元宗教、文化的服務機制,在以基督教教義爲主的土地上,對非佛教徒提供有效而專業的超越宗教服務。對此,蘇詠帕與辛德教授指出:佛教宗教師教育在美國基督教文化語境下,需突破不同宗教、文化之間的壁壘,完成多元宗教與文化的協作、融合。

來自洛杉磯西來大學的維克‧葛布爾(Victor Gabriel)教授,在《無言之教》(「Teaching the Ineffable」)提出了類似觀點,認爲:美國佛教宗教師的教育,須接受本地客觀的宗教、文化、環境影響,調和好佛學與神學之間的差異;在最有效的情形下釐清佛學與神學的教育關係,及有關宗教關懷(pastoral care)內容的定義;以神學所闡述的上帝旨意「不可測」、「不可說」,及佛教覺悟者所代表「無言之教」的境界,在理解神學語境的基礎上,融解目前佛教宗教師教育存在的佛學與神學之間的差異與張力。

加州伯克利聯合神學研究院朱迪絲‧坎斯特教授在《療愈模式:佛教宗教師碩士教育與多元文化交流的貢獻》(「Models of Healing: Contributions from Buddhist Chaplaincy Graduate Education and Cross-Culture Exchange」)論文中指出,美國雖以信仰基督教爲主,但同時也是宗教與文化多元的國家。佛教宗教師在當地服務其有效性,取決於研究院教育是否把多元文化交流作爲重點加以實踐。坎斯特教授認爲,從佛學理論角度出發,有三點內容需要注意。首先佛教宗教師的多元文化教育,必須建立在佛學基礎之上發展。其次,理論上,有必要採取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保拉‧安瑞爾(Paula Arai)教授依據日本當代女性在家佛教徒服務社區的合理評估(assessment)與正確回應(response)模式,來完善佛教宗教師在美國本地的實踐。最後,作爲佛教宗教師教育者,應盡量在美國當地尋求多元文化交流、不同宗教對話的機會,並從中總結出有益經驗,以增進佛教宗教師的多元文化教育內容。

對應於坎斯特教授觀點,來自科羅拉多那洛巴大學的伊琳‧芸恩教授在《宗教關懷交流中的身份認同與文化背景》(「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Pastoral Care Communication」),從自身作爲宗教關懷教育者與實踐者的經驗中指出,美國佛教宗教師的教育及在當地社會事業單位的服務,常見問題指向如何把教育與實踐中遇到的困難結合起來,從中找到適當、有效的解決方案。此外,從可見的事實觀察,美國當地的宗教關懷工作,雖以一神教爲主流,但隨著教育發展和世俗化的普及,服務方式趨向多元宗教交流及文化互鑒的格局。作爲佛教宗教師教育者或實踐者,需對傳統佛教教義、信仰、心靈關懷模式,做出依據當地宗教與文化實際情況的調整,以爲客戶提供有效的「人生意義建構」(meaning-making)路徑。

此外,考慮到客戶的身份認同與本地文化強調「此時互動」(nowness interaction)的模式。芸恩教授認爲,佛家宗教師的教育與實踐,需結合客戶本身的身份認同與文化背景,建立在對佛學理論深入理解和具備「宗教關懷權威」(pastoral authority)的基礎上,以適當(appropriate)的方式,爲客戶提供有效的服務。「宗教關懷權威」是指佛教宗教師本人對自身專業的嫻熟把握程度。對此,芸恩教授提出如下研究問題:

(1)如何從佛教自身教義和實踐中找出「宗教關懷權威」,給予正確定義,並明白這種權威與客戶「此時互動」宗教關懷交流的內在聯繫?

(2)面對宗教信仰與文化多元的情形,佛教宗教師如何明確回應客戶「此時互動」關係中對宗教關懷內涵的多重期待?

(3)如何確定在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宗教關懷權威」可對客戶産生正面、有效的影響與作用?

芸恩教授提出的研究問題,目的在於協助佛教宗教師依據佛學理論、客戶身份認同及文化背景做出有效的「此時互動」服務,發揮「宗教關懷權威」對協助客戶解決問題的意義和作用。當然,要做到這點,有賴於佛教宗教師教育者與實踐者對佛學、多元宗教與文化融合的深入理解,及在實踐宗教關懷過程中對「善巧方便」(skillful means)的掌握與運用。對此,同是來自科羅拉多那洛巴大學的奧恰雅‧朱迪絲‧西門珀教授在《當代佛教宗教師專業之善巧方便:一種來自維摩詰菩薩的視野》(「Contemporary Buddhist Chaplaincy as Skillful Means: A View from the Bodhisattva Vimalakirti」),以大乘佛教《維摩詰經》爲軸,分析了佛教宗教師作爲專業宗教咨詢與心靈關懷者,自身不僅需具備深厚的佛學素養,並需在實踐中發展維摩詰居士度人的善巧方便法門,以便在美國本地發展出符合此時、此地、此人的佛教宗教師教育和實踐系統。西門珀教授認爲,古代維摩詰居士所使用的種種「善巧方便」,對美國當代佛教宗教師的專業社會服務而言,可爲有需求的客戶提供更完善和專業的服務模式;對目前佛教宗教師實踐系統在神學語境下爲主的美國而言,無疑可打開有效的途徑,使佛教宗教師在本地的教育與實踐中既保障了自身宗教信仰立場與佛學要義,同時還可借助「善巧方便」法門,有效接納、融合神學與多元文化。

在美國高等教育系統中提供佛教關懷,深入了解佛學與神學的區別,尊重和融合多元文化,對佛教宗教師在高校的服務,有重要的影響。紐約羅切斯特理工學院宗教關懷部副主任莫妮卡‧桑弗(Monica Sanford)博士在《準備好佛教宗教師在高校服務》(「Preparing Buddhist Chaplains to Serve in Higher Education」)論文中指出,歐美的高等教育系統,在源頭上由一神教教會創辦,也因此宗教師部門一直以來存在歐美高等教育系統裡,並對應高等教育要求,建立了完善的管理系統,服務朝氣蓬勃、思想活躍、對宗教與靈性生活充滿好奇和探索精神的學生;發揮了協助學生從自己熟悉的家鄉及社區教會生活,融入新環境,探索家庭信仰傳統,完善以自我爲主導的世界觀(self-authored worldview)。桑弗博士指出,在高校服務的基督教或猶太教宗教師的工作,得到社區教會的大力支持。社區教會在經濟與宗教師培訓上,結合實際情況同高校協作,以達成對學生提供最有效的宗教咨詢與心靈關懷服務。相比之下,美國佛教宗教師作爲最近十幾年來新出現的宗教社服專業,在高校提供的服務,內部尚未發展出一套符合大學教育、有效服務學生的系統;外部,則缺乏當地佛教會的有力支持。譬如,從經濟上協助大學設立佛教宗教師部門,並按相關規範訓練在校的佛教宗教師。桑弗博士認爲,這不僅對佛教宗教師在美國本地高校提供服務造成了障礙,同時也大大降低了佛教宗教師在高校的能見度。

關於桑弗博士的觀點,耶魯大學蘇美‧羅頓‧金(Sumi Loundon Kim)佛教宗教師在《亞洲人與佛教徒的交集》(「Intersections of Asian and Buddhist」)論文中也有所闡述。金宗教師從個人經驗,著重分析了美國高校(主要以其服務的杜克與耶魯大學爲例)亞裔與亞洲國家到美國留學的學生與佛教的關係。從家庭傳統、文化背景及佛教信仰,探討了這類學生在高校就讀期間,自我宗教信仰、價值觀認同的轉化、探索和發展。金宗教師認爲:由於佛教宗教師在高校的服務缺乏完善的體系,及無法得到當地佛教會的有力支持,佛教宗教師在高校提供的服務—即便面對有佛教信仰背景的亞裔或亞洲留學生—往往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二)佛教宗教師在臨床醫療系統的實踐

美國克萊蒙神學院卡斯琳‧睿德(Katherine Rand)博士在《超越正念:佛教關懷者與臨床醫療者的反思性實踐構成》(「Beyond Mindfulness: Reflective Practice for Buddhist Caregivers and Clinicians in Formation」)介紹了作爲臨床醫療系統佛教宗教師,對客戶提供的宗教關懷,來自自我內在正念禪修的反思性實踐。個體的正念禪修經驗,在協助客戶解決問題,及佛教宗教師作爲關懷者能力的進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作用。臨床醫療宗教師的服務,以關懷者與客戶關係爲中心及多元文化互鑒模式爲關鍵。從作爲宗教關懷者的角色而言,深入到臨床醫療系統,對客戶提供關懷,體現的是把自己對佛法的修證與客戶的苦難聯繫在一起。如此,才可形成宗教師與客戶之間以「關係爲中心及多元文化互鑒」(relationship-centered and intercultural model)的實踐模式。在這樣的基礎上,佛教宗教師於心中保持正念與覺醒,並以「關係爲中心及多元文化互鑒」的模式,與客戶建立互信,更爲有效地提供服務。睿德博士進一步認爲:此模式在佛教宗教師的實踐中,提供了必要的助力,並保障了佛教宗教師本人的「好奇」、「人本」特性,在爲客戶服務的過程中發展成熟的「心智」。以正念、人本爲基礎,保持好奇與成熟心智,在臨床醫療系統提供有效宗教關懷,這些無疑可增進、豐富佛教宗教師的自我實踐經驗,及發展同客戶「關係爲中心及多元文化互鑒」模式;在分享客戶苦難的同時,也助益於專業上反思性實踐的構成與發展。

嚴格來講,佛教宗教師在實踐中保持內在自我覺醒及明確同客戶之間的關係中,把握好專業尺度,並於服務中進行反思,才可能在此事業上走得長遠,並從中受益。來自俄勒岡州波特蘭州立醫院的霍莉‧久本雅美(Holly Hisamoto)佛教宗教師在《佛教宗教師專業的持續:滋養作爲一名專業宗教師的長期生命力》(「On Sustaining a Buddhist Chaplain: Nurturing Long-Term Vitality as a Religious Professional」)指出,在當代世俗事業單位從事佛教宗教師工作,需接觸不同的宗教信仰與文化背景的客戶。佛教宗教師的出現,爲臨床醫療的宗教關懷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方式。特別是在最近十幾年裡,有關佛教宗教師研究文獻,在臨床醫療宗教師關懷領域的激增,佐證了佛教宗教師在本地提供的佛教關懷服務的有效性,得到了認同和關注。但是對一位佛教宗教師而言,如何能在臨床醫療系統中、在服務不同客戶需求的同時,保持作爲一名宗教關懷供給者的長期生命力不衰退,使自己從事的事業具可持續性?久本雅美宗教師認爲,有如下內容需要關注。

首先,對內以佛教教義和切身實踐,支持宗教師內在心靈的和諧;對外以善巧方便模式,爲客戶提供有效的宗教咨詢與心靈關懷。這裡的「善巧方便」必須相應於刻下神學架構的「宗教關懷」(pastoral care)特徵。

其次,佛教宗教師必須把自身對佛法的修證、內在心靈提升及正念發展,放在首要位置。也即,業界內強調的宗教師自身「靈性養成」(spiritual formation)。對專業臨床醫療佛教宗教師而言,工作中面臨的最大挑戰,主要是對多元宗教與文化之間存在的張力缺乏覺知和正確理解。此外,對自身作爲佛教宗教師與臨床醫療宗教關懷專業人士身份的認同,存在著衝突與矛盾。久本雅美宗教師以其在臨床醫療系統從業七年的經驗認爲,處理好如上所述問題及發展好佛教宗教師自身內在正念覺醒力量、身份認同,才可能在佛教宗教師的專業社服上深入,做到持續長久。

關於在臨床醫療系統中使用佛教正念禪修對客戶的問題進行引導、修正,協助客戶解決問題,曾任洛杉磯宗教關懷與避難庇護康復中心主任的約瑟‧若格斯(Joseph Rogers)佛教宗教師在《超越佛教爲導的介入:一種結合佛教宗教師專業對吸毒成瘾治療模式的提議》(「Beyond Buddhist-Derived Interventions: A Proposed Model of Integrated Buddhist Chaplaincy in Addiction Treatment」)論文發表中指出,當代對吸毒成瘾者的醫藥物理治療,雖有功效,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這種功效對深度患者並不十分明顯。相反地,在過去二十幾年裡,對吸毒成瘾者引進以佛教爲導向的正念介入、心靈關懷模式,結合醫藥物理治療,不同的研究結果顯示患者的瘾情狀態,進入減緩、穩定及康復的程序。這種效果爲之前單靠醫藥物理治療所無法達到。若格斯以其自身作爲在美多家吸毒成瘾康復中心佛教宗教師的經驗,在實踐中謹慎地觀察了以佛教正念禪修爲導,結合醫藥物理治療模式,對深度吸毒成瘾患者療愈過程的影響,並對通過此模式康復的患者,進行定向追蹤,收集可靠數據。若格斯宗教師的研究結果顯示,混合模式對深度患者的康復過程最爲理想。由於深度患者的成瘾時間長,影響了生理上神經系統的正常功能,需依賴醫藥物理治療。對這類患者而言,醫藥物理治療必不可少,但實驗也證明了混合模式,在特定患者毒瘾康復的過程中起到了預期的效果。研究結果也表明了混合模式,不僅加速患者毒瘾康復過程,同時伴隨著心靈健康的發展,促進了患者在康復後投入社區生活及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信心。

以佛教正念禪修介入模式,協助客戶解決問題,這在美國當地佛教宗教師的實踐中,被廣泛運用。不僅有如上若格斯宗教師所介紹的對吸毒成瘾者的康復作用,在臨床醫療佛教宗教師的服務領域之一的安寧護理(palliative care)中也被廣泛採用。安寧護理的定義指患者的一期生命將盡,已無法通過醫藥物理治療挽回,在其人生的最後時刻,佛教宗教師以心靈關懷和宗教引導的方式,使患者的人生最後一程走得有尊嚴,心靈上得到最終的平靜與升華。來自紐約禪修關懷中心(New York Zen Center for Contemplative Care)的庫辛‧帕列‧艾利森(Koshin Paley Ellison)與羅伯特‧喬杜‧坎貝爾(Robert Chodo Campbell) 主持,在其聯合發表的《枕邊之覺悟:冥想教義之於臨終安寧護理》(「Awake at the Bedside: Contemplative Teachings on Palliative and End of Life Care」),以紐約禪修關懷中心開設的安寧護理臨終關懷課程爲例,剖析了佛教禪修冥想對美國目前臨床醫療安寧護理之臨終關懷的意義。

(三)佛教宗教師在軍隊系統的實踐

美國軍隊是目前佛教宗教師專業服務中的一大領域,也是現實中最具挑戰性的一個領域。挑戰主要有兩方面:(1)佛教主張不殺生與軍人以「殺」爲職業的悖論;(2)佛教主張內在祥和與軍隊文化強調「競爭」、「任務第一」意識衝突。

美國陸軍現役佛教宗教師卡瑞斯‧莫爾(Christopher Mohr)上尉,在其《央掘魔羅之悖論:一位佛教宗教師對倫理創傷、精神焚毀及不可持續軍事行動發展的反思》(「The Angulimala Paradox: A Buddhist Chaplain’s Meditation on Moral Injury, Spiritual Arson and Spiritual Care in an Era of Unsustainable Operational Tempo」)論文中指出,刻下美國陸軍內部存在過度「競爭」文化,及其系統中以絕對服從上級、不計代價完成任務的意識形態,嚴重影響各級官兵的精神與心靈健康,並在一定範疇內,造成軍隊倫理和士兵良知的缺失。

上級不近人情、以完成任務與否來衡量下屬的執行能力,無視其他存在的客觀變數。首先,這對下屬而言,不僅殘酷不公,且具長期性傷害。其次,這對整個軍隊系統而言,不僅不健康,在實際操作中,容易衍生不良的連鎖反應。莫爾上尉認爲,不良連鎖反應,體現在士兵的「倫理創傷」與「精神焚毀」兩方面。對此上級無異於手段冷酷無情的「行刑人」和「縱火者」(arson),其行爲有如佛教《央掘魔羅經》所描述的人物—央掘魔羅。由於無明煩惱和錯誤觀念引導,導致央掘魔羅誓殺千人,並把被殺者的食指串成「指蔓」掛在脖子。軍中上級對下屬造成的傷害,亦復如是,殘忍且難以修復。莫爾上尉以其在軍中服務十年的經驗,在其論文中詳細分析這種現象的不可持續性,並從《央掘魔羅經》最後釋迦牟尼佛以慈悲和善巧方便,從人性、理性角度,化解央掘魔羅認知觀念上的偏差,使其意識到自身錯誤行爲對他人造成傷害,從而熄滅心中無明火。莫爾上尉指出,佛教宗教師在軍隊服務面臨的挑戰,除軍隊指揮系統(chain of command)可見各種明文規定和限制外,還需檢驗佛法中可改變軍隊「縱火者」的理論依據與實踐方法,如何以佛陀的教法,在現有軍隊文化中創造出一種可持續的「新」文化,緩解各級士兵由倫理創傷與精神焚毀造成的痛苦。

海軍現役佛教宗教師阿偌‧西德(Aroon Seeda)少校在《佛教宗教師:以阿偌‧西德宗教師在美國海軍與聯邦監獄服務爲例》(「Buddhist Chaplain: A Case Study of Buddhist Chaplain Aroon Seeda Ser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從其自身經驗指出:在軍隊極度鼓勵「競爭」的文化背景下,各級官兵執行任務時所需要承擔的精神和心理壓力,超乎常人想像。這對官兵而言,無疑是不利而有害的。但是,想要改變目前的軍隊文化,顯然不可能。特別是軍隊出於協同作戰目的,發展出各種殘酷訓練官兵的「文化」,更不可能被個體的意願所改變。西德少校認爲,嘗試從系統上改變軍隊文化不現實,及時處理軍中個體道德倫理及精神創傷,才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從這一視角出發,西德少校提出佛教宗教師在軍隊的服務,需關注如下五點:

1)如何有效建立士兵減壓及心靈痛苦緩解機制;

2)如何減少軍隊殘酷文化中,可能引發士兵潛在自殺傾向的危險因素;

3)如何從佛法咨詢中,發展士兵的「自我慈悲」(self-compassion)意識;

4)作爲佛教宗教師,如何發展具備緩解、修復士兵心靈創傷的慈悲咨詢模式;

5)如何依據軍隊實際情況,設置出針對士兵行之有效的心靈關懷計劃。

此五點,嘗試在佛法與軍隊特定文化背景之間,闡述軍中佛教宗教師的作用及意義。

美國軍隊強勢鼓勵極度競爭的文化,對個體的身、心、靈都存在無法臆測的傷害因素。這點對許多曾被外派到中東執行軍事行動,在戰場上同敵軍有過正面交火,親眼見證軍事行動中系統的殘酷、集體道德倫理的墮落及人性極端凶殘的退役軍人而言,造成巨大傷害顯而易見,特別是戰後精神創傷後遺症(PTSD)。退伍軍人的戰後精神創傷後遺症,是目前美國軍隊無法迴避,需要正面回應的問題。來自加州洛瑪‧琳達退役軍人醫院(Veterans Affairs Medical Center, Loma Linda, CA)的瑞門‧邁當偌德(Raymond M. McDonald)佛教宗教師在《應用佛教之於精神健康宗教師領域:概念與案例》(「Applied Buddhism in Mental Health Chaplaincy: Concepts and Case」)指出,目前退役軍人醫院對患有戰後創傷後遺症的退役軍人的治療,主要採取單向的物理醫療模式(biomedical model)。研究表明,這種治療模式,佔軍方醫療系統中針對退役軍人戰後創傷後遺症康復,年度開銷資金的百分之七十五,但效果並不如預期。依據邁當偌德宗教師的觀察,由於物理醫療模式建立在「照我說的修正」(「I say, you fix」)結構上。這種結構,對患有戰後精神創傷後遺症的患者療愈而言,不僅難有助益,並對整個醫療系統中其他專業人士(心靈咨詢師、精神分析師、臨床醫療精神健康社工及宗教師)之間的協作有害。邁當偌德宗教師從其多年的經驗中,提出協助戰後精神創傷後遺症的患者認識造成自身壓力與痛苦的「三重模式」(Three-fold Model of Stress/Suffering),以達到引導患者進入療愈程序的目的。「三重模式」是物理醫療結合精神壓力減輕模式與佛教正念禪修指導,依據患者當時的精神健康狀況,給予合適的對治療法。

目前在美國退役軍人醫療系統中,佛教正念禪修對協助退役軍人療愈戰後精神創傷後遺症,起到了正面效應,並被廣泛運用於不同的情景中。南加州大學霍莉‧弗格森(Holly Ferguson)博士在《通過混合理論結構對在救災機構服務的退役軍人精神健康觀察》(「An Integra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rough Which to View the Wellbeing of Military Veteran Serving in VOADS」) 論文中分析,對曾經在軍隊系統中接受訓練、外派作戰歸來的退役軍人,呈現出精神健康問題,不能單向依靠物理治療模式解決,而需要發展患者內在療愈的力量,從根源上拔除造成患者創傷的原因,實現患者最終的完全康復。對此,格森博士認爲,療愈上除從心理咨詢、精神分析及社會情緒(socioemotional)理論結構出發,協助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退役軍人解決問題外,還需混合佛教正念禪修介入的模式,發展患者內在力量,以恢復其心靈健康的完整性(holistic resiliency)。如此才可能完善患者的療愈過程,並從根源上解決患者的精神健康問題。

二、佛教宗教師在亞洲

2011年2月21日,日本東北區域太平洋近海地震,引發大規模的海嘯災難,造成福島、岩手、宮城等縣離海岸數千米地區被巨大海嘯襲擊。此次災難造成近兩萬人死亡和失蹤,引發福島第一、第二核電站爆炸,造成大片土地核污染,十萬人被重新安置。大量死亡和人口安置,帶來個體的精神創傷及家庭恐慌,促使日本佛教界對協助災後民衆精神創傷療愈和家園重建進行反思,並對美國佛教宗教師專業進行關注。2015年3月15日,美國漢傳佛教國際文教中心於洛杉磯成立,在詳細觀察美國本地宗教生態及文化特徵之後,決定將佛教宗教師授戒、認證及年度訓練,作爲文教中心的主要項目發展。此爲漢傳佛教在美國本地開展佛教宗教師事業的開始。現依據與會者發表的論文,分述內容如下:

(一) 日本佛教宗教師專業的出現與發展

日本仙台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大村哲夫(Testsuo Ohmura)教授在《建立日本臨床醫療多元宗教師:法律對在公共場所提供宗教心靈關懷活動的限制》(「Establishing Interfaith Chaplains ‘Rinshōshūkyōshi in Japan: The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Activity in Public Space as Spiritual Care Provider」)論文指出,日本佛教界在2011年3月11日大海嘯之後,組團到受災區救災,從那時起,日本佛教界意識到自身傳統佛教的關懷模式,無法完善地爲受災者及其家庭提供有效的服務,解除其困惑及心靈創傷。對此爲能及時對災難時及災後受害者進行有效的心靈安撫,日本佛教界開始關注美國佛教宗教師專業,有系統地引進美國佛教宗教師的專業宗教咨詢與心靈關懷模式,並於2012年正式在大學研究機構開設佛教宗教師專業課程及訓練項目。但美國佛教宗教師專業被引進日本後,做了較大的調整。大村哲夫教授認爲,這其中的原因,有民衆信仰宗教比例及文化不同的因素,不過主要還是因爲日本法律禁止宗教團體在公共場所舉行任何與宗教相關的活動。鑒於此因,日本佛教界與有識之士達成共識,以非宗教和包容多元文化「心靈關懷者」(spiritual care provider)的模式,進入公共領域(主要是醫院)爲有需要者提供心靈關懷服務。由於如上所列原因,佛教宗教師專業在日本的出現和發展過程中,依據實際情況形成了「多元宗教文化關懷師」(interfaith chaplain)的現象,並因之産生了相關專業訓練項目及認證機構。

大村哲夫教授指出,日本佛教宗教師的理念和實踐,雖然借鑒了美國佛教宗教師專業模式,但是兩者在組織架構和實踐範式上,卻有較大的區別。以臨床醫療佛教宗教師(rinshōshūkyōshi)爲例,日本在2012年成立此規範行業時,即與美國對此專業的認識,有如下的三點不同:

(1)不同於美國臨床醫療佛教宗教師,身份是宗教人士,爲患者提供與宗教相關的咨詢及心靈關懷服務;日本臨床醫療佛教宗教師,本質上雖是宗教人士,但在醫院只能爲患者提供不帶任何宗教性質的「心靈」關懷(基於人性與個性化傾聽的服務),這是爲了不違犯日本法律規定不得在公共場所進行宗教活動的條例;

(2)在美國,「宗教師」的名稱,代表了某種特定的宗教信仰和「神聖」的體驗,這對有宗教信仰的患者形成直接而有效的當下心靈慰藉,在日本這方面的作用並不明顯;

(3)不像美國佛教宗教師,雖是在家人,但可依據患者或其家人要求,爲患者舉行相關的宗教儀式(如誦經祈禱、灑淨入殮等),日本法律規定只有正式的和尚才可爲生者或亡者舉行宗教儀式。從此三點可見,佛教宗教師專業在日本與在美國的實踐規範、服務模式及人員組成,有明顯的不同。大村哲夫教授認爲,這是因日本現行法律限制宗教在公共場所提供服務,日本自身宗教文化促使社會民衆對「宗教師」認識有別於美國。

日本法律雖限制宗教團體在公共場所提供宗教服務,但這並不限制日本佛教界內部開設佛教宗教師的專業教育課程和訓練項目。來自加州伯克利聯合神學研究院,目前在日本研究佛教宗教師發展狀況的內森‧邁肯(Nathan Michon)博士在《三密之關懷:真言宗佛教對當代日本宗教關懷的創新》(「The Three Mysteries of Care: Shingon Buddhist Innovat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Caregiving」)分析過去十年,日本佛教宗教師專業的出現及其在真言宗的發展過程。邁肯指出:在目前日本佛教界發展出來的宗教師專業系統中,真言宗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之一。真言宗對刻下佛教宗教師專業在日本的發展,有如下三方面的貢獻:

(1)設立、支持佛教宗教師的專業教育和訓練機構;

(2)豐富佛教宗教師專業研究文獻,彙集出版了大量與佛教宗教師相關的書籍與學術文章;

(3)依當地文化及實際狀況,對日本佛教宗教師專業進行一系列切合當地文化的有意義創新與改造。

邁肯認爲在日本佛教史上,真言宗的金剛秘密乘教義,對病人提供宗教咨詢與心靈關懷,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因此當代真言宗在日本社會提供的佛教宗教師服務,有其歷史的傳承和教義依據。這些合在一起,促成當代真言宗從自身宗教文化背景出發,接受美國的佛教宗教師專業,並依日本當地民俗、文化特徵,進行必要的創新與改造。

(二)漢傳佛教宗教師專業的展望

當代,漢傳佛教在美國的弘揚,經過本地宗教、文化碰撞,産生新的宗教社會服務模式。美國漢傳佛教國際文教中心,2015年在南加州洛杉磯設立佛教宗教師授戒、認證及年度訓練,即是其中的新模式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國際佛學研究中心主任魏德東教授在《佛教宗教師:美國漢傳佛教之探索》(「Buddhist Chaplain: Explor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in the US」),從男女比例、教育背景及服務領域,分析了美國漢傳佛教國際文教中心授戒認證的三十四位漢傳佛教宗教師狀況,認爲到目前爲止,美國漢傳佛教國際文教中心開創的佛教宗教師授戒、認證與年度訓練事業,不僅符合當地宗教文化,在社會上産生正面影響,並促進漢傳佛教美國本地化的速度。魏教授認爲漢傳佛教宗教師專業的出現,對當代漢傳佛教回應刻下、未來社會需求的意義重大。此外,魏教授還從宗教市場論的角度,分析了佛教宗教師專業雖肇始於歐美,但其存在必然是國際性的。認爲:建立在佛教教義結合多元宗教文化理性基礎上的佛教宗教師專業,其爲有需要者提供宗教咨詢與心靈關懷的服務模式,在中國有巨大的潛在市場,未來不僅可創造可觀的就業機會,還可協助社會上面臨心靈健康的民衆,有效解決問題。從漢傳佛教自身而言,這也充分地體現了當年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的精神。

在近代漢傳佛教史上,太虛大師(1890-1947)曾提出人間佛教思想,建議僧人走出山林與寺院,進入社會事業單位,爲有需要者提供佛教關懷服務。大師同時從自身的佛學研究和遊歷歐美日的經驗中,提出佛教「宗教師」概念,並將之具體到系統建構層面。北京佛教研究所研究員能仁法師與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振冠法師在《太虛大師早期佛教宗教師專業思想—從理論到實踐》(「Master Taixu’s Thoughts on Early Stage of ‘Buddhist Chaplaincy’ — from Theory to Practice」),分析了1930年代初期,太虛大師在遊歷了歐美日等國,觀察、對比了歐洲、美國、日本當地宗教文化之後,結合彼時中國佛教狀況,提出漢傳佛教宗教師的概念及其系統建立的構想。太虛大師詳細界定了漢傳佛教宗教師的社會功能,並依大乘佛教教義,確立其對當代中國佛教的建制意義與社會價值。太虛大師指出,佛教宗教師是一種社會服務專業,從業人員必需接受專業的教育與訓練,其地位應如律師、醫生、會計師或工程師一樣,得到社會認同與法律保障。太虛大師指出,佛教宗教師作爲一種宗教社服專業,實踐領域不應侷限於傳統佛教寺院內的講經或法會共修,而應該走出寺院,深入社會各行業中,提供佛教關懷服務。太虛大師列舉軍隊、醫院、工廠及監獄等世俗機構,做爲佛教宗教師提供宗教咨詢與心靈關懷場所,並提出完善漢傳佛教宗教師專業系統,主要由三部分組成:

(1)以出家僧侶爲主的佛教宗教師系統;

(2)以在家佛教徒爲主的佛教宗教師系統;

(3)以年長在佛法上有修有證的長老爲佛教宗教師專業顧問的系統。

能仁法師與振冠法師認爲,太虛大師的佛教宗教師思想及其系統架構,已具備了當代美國佛教宗教師專業的基本要素。譬如,大師要求佛教宗教師必須依據各自的服務領域,接受相應的專業教育和訓練;在家佛教徒組成的佛教宗教師專業,在佛教教義教理的修學、宗教情操的養成及道德倫理的持守,需接受僧團中有經驗的佛教宗教師的督導。這些與美國目前佛教宗教師必須接受與自身專業相關的教育和訓練,及由當地佛教協會授戒、認證,接受有經驗的出家法師對自身佛學修養、宗教情操、倫理道德的督導是一致的。

顯然,太虛大師對漢傳佛教宗教師專業的構想,不僅超前其時代,亦具備當代前瞻性。更難得的是,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以人本主義爲色彩。其所設計的漢傳佛教宗教師,以人爲本對有需要者提供宗教咨詢與心靈關懷。這點具有超越僅提供單一宗教咨詢與心靈關懷的侷限,並具備兼融多元宗教、文化的特徵。中國福州開元寺主持、福建佛學院院長,本性禪師在《漢傳佛教的人本主義理念與人道主義實踐—以福州開元寺爲例》(「Chinese Buddhism, Its Ideology for Developing Humanity and Wholesome Conditions in Society: Case Studies from Kai Yuan Monastery in Fuzhou, China」)論文中,介紹開元寺推動中華禪,開設社區佛教醫療服務的人本主義理念。依本性禪師介紹,開元寺爲個體和社區提供的服務,雖以佛教信仰爲背景,但以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理念,在實踐上超越了單一宗教、文化思維,以開放、多元的方式服務佛教徒、非佛教徒、甚至無宗教信仰者。廣州大佛寺主持耀智和尚、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麻省總醫院脂類醫學與技術研究室主任康景軒教授在《一種結合佛教心靈關懷與營養干預癌症康復的創新路徑》(「An Innovative Approach Integrating Buddhist Spiritual Care with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 for Cancer Rehabilitation」),基於當代佛教以人爲本精神,對生命進行關懷。從佛法教育調心,傳統運動調身,營養干預調病及心靈關懷正念,聚焦廣州大佛寺癌症康復項目。大佛寺癌症康復營以耀智和尚提倡的佛教關懷的人本理念爲導,結合康景軒教授前沿營養干預科學治療模式,對每位參與康復營的癌症患者進行定向觀察,通過數據收集、分析對照的科學路徑,檢驗了佛教心靈關懷與營養干預癌症康復的效果。大佛寺癌症康復營項目的設計,不僅方法科學,並富含臨床醫療系統,佛教宗教師專業咨詢與心靈關懷的因素。此外廣州大佛寺癌症康復營,以「人本主義」爲理念,針對社會大衆開放。參與者有佛教徒,也有基督教徒,甚至無宗教信仰者。其目的已不僅爲了傳教,而以最有益的方式服務、利益參與者。這也是目前美國臨床醫療系統中,佛教宗教師專業服務的主要特色之一。

以人本主義爲綱領、佛教慈悲利他爲底蘊,提供超越單一宗教咨詢與跨界心靈關懷服務,似乎已成當代漢傳佛教發展有效社會服務功能的一大特色,且利益廣泛。關於這點,哥大訪問學者何日生博士在《佛教慈悲對災難的療愈》(「Healing of Disaster Relief from Buddhist Compassion」)及西爾維亞‧孫(Sylvie Sun)女士在《佛教全球賑災協會:改變與服務生命的十年》(「Buddhist Global Relief: Changing and Saving Lives 2008-2018」),從台灣證嚴法師開創的慈濟功德會,及紐約菩提比丘(Bhikkhu Bodhi)創辦的佛教全球賑災協會(Buddhist Global Relief)在災難救濟及醫療關懷兩方面,給予全面的解說與探討。而以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和中國一般民衆對宗教信仰的認知、態度而言,或許以「人本主義」理念爲核心的佛教關懷模式,將可成爲未來佛教宗教師專業落地中國的因緣,也未可知。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在讀研究生伊曼努爾‧珀博(Emanuele Papa)在《中國環境下之宗教師專業:一種理論背景》(「Chaplainc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 Theoretical Background」),指出中國的宗教文化不同於西方。因此,不能從西方宗教文化背景,來理解佛教宗教師專業將來在中國的落地。珀博研究生認爲:佛教宗教師做爲西方宗教文化背景下産生的專業,其教育系統與實踐理論深受西方宗教文化影響。如果我們檢驗中國儒家文化、普通民衆對宗教信仰的態度,以及現行法律對宗教團體在公共場所提供宗教服務的限制,則佛教宗教師未來在中國的落地,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以「人文主義」與「多元宗教文化師」混合的角色爲特徵。從廣義上來講,這不僅是針對漢傳佛教未來在中國發展專業宗教咨詢與心靈關懷服務提供了借鑒。同時,也可能由此延伸到對中國其他宗教團體,在社區提供相關專業咨詢、服務的討論。譬如,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牙偉鵬博士生在《多元身份認同的結合:中國北部郊區一基督教會在家講道人之個案研究》(「Combining Multiple Identities: A Case Study on Lay Preachers in a Christian Church of the Rural Northern China」)論文發表中,即從當地一家基督教會融合本地多元宗教文化、調整自身訓練專業在家講道人的案列出發,對此話題展開了深入淺出的探討與分析。

三、結語

此次會議,就美國佛教宗教師專業在教育和實踐兩方面,進行了全面回顧和總結;探討日本佛教宗教師出現及其目前發展狀況;分析、展望了佛教宗教師專業未來在中國落地的可能。在會議結束前開放式意見交流中,來自中、美和日的法師、學者及專業宗教師,就目前佛教宗教師專業在美國發展前沿、在日本進行創新及中國未來的落地,進行交流互鑒。最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國際佛學研究中心主任魏德東教授爲本次會議做總結,並提議將「佛教宗教師專業與信仰爲基礎的社會服務」會議延續下去,以後可考慮在中國或日本召開,並希望日後可成立佛教宗教師國際性質的聯合會,以更好促進此一領域的刻下和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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