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佛教的使命

蔡明田

前 言

佛陀在世間成道立教說法,以佛法善導眾生棄愚生智,啟發般若智慧,進而入般若婆羅密多的境界。以戒定慧修行的教導,使眾生了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宇宙萬法生滅現象。萬法空相的瞭解,也是解脫世間苦厄的要點。從佛法上說,無常無我的認知,是修行解脫的重點,也是解除苦厄的方法,所以佛教強調,應以般若婆羅密多的行深,才是究竟圓滿修行之途徑。

「人具佛性,皆可成佛」,是大乘佛法,法相「唯識學」之重大的主張,但認為佛性也是空性,空的因緣法中,因為有了一念「無明」,而產生了意識,輪回為人,所以又有了生死,也有了苦厄,這便是「緣起性空」、「因緣和合」的宇宙萬法現象。佛陀說,「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生滅是世間現象的常態,世間之一切事物,皆是緣聚而有,緣散而滅。既然是和合的東西,必然會有分散,所以說,有合成必會有分離,有聚集必定會有分散,這是世間法的定律,所以世間萬法皆被認為是「無常、無我」現象。

《般若婆羅密多心經》上說;修行之深入「智慧度」之「般若婆羅密多」(從世間此岸到達涅槃彼岸)的時候,便可觀察到「五蘊」之色受想行識,皆是因為由空性而產生的,所以說,萬法的內涵皆是空相的。經上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萬法的實相,沒有,生滅,垢淨,增減。當對實相空性的認知,即可瞭解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現象,便可放下而度過一切苦厄,瞭解到諸法是空相,便可放下萬緣執著,而達到心識的無掛礙,就沒有恐怖,就可以遠離顛倒夢想,進入究竟寂滅的涅槃境界。惟唯識學認為,涅槃也是空相。這便是佛法微妙之處。

金剛經上,佛陀告訴我們,過去之三世諸佛,就是依這種智慧的修行方法,進入無上正等正覺的證悟境界,所以佛陀要我們參照過去三世諸佛的修行經驗,以般若智慧,從此岸度到彼岸的方法,達致覺悟成道的究竟涅槃境界。經上云:修行必須深入般若智加上佈施供養的助緣,是居士學佛修行,由迷的此岸達到覺悟的彼岸的主要因緣。經上,世尊告訴須菩提,恆河有很多支流,何況諸恆河中之沙,如果有人以所有沙數,像充滿於三千大千世界一樣多的七寶,用以佈施還比不上瞭解金剛經之四偈句,並為他人解說的功德。所以說,法供養超越佈施供養的功德。對居士學佛來說,佛法的修行是最重要的。佛教常說:「廣度眾生是福行,自斷煩惱是慧行,福慧雙修菩薩行,福慧圓滿即佛道。」

 

佛教的發展

鹿野苑度五比丘得以開悟,佛陀之後就有了僧團 Sangha 之成立。普度外道、婆羅門、沙門乃至在家信眾接受感化,也有不少在家弟子,深受感動而出家隨佛陀修行。在阿難的請求下,佛陀特以「八敬法」來接受女眾得以出家修行,因而僧團迅速擴大。

僧團是出家眾的組織,領導修行人以佛法為學,以戒為監,來達到修行之清淨,以禪的修習來達到定的效果,而產生慧性的般若智,提升人性之圓滿,這便是修行人學佛追求的目標。佛法上說,迷是眾生,悟才是菩提,所以說,不圓滿才是人生。

僧團也稱為僧伽(Sangha,簡稱為僧)即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學法女),這便是出家五眾,加上在家兩眾(優婆塞、優婆夷)這七眾弟子組合的佛教教團Vana,也因而圓滿組成。佛陀在世間弘法四十五年,教團不離不棄和佛陀一道,邁向世間行,八十歲進入涅槃後,教團還不間斷,循著佛陀的腳印,繼續走下去,到永久永久,為世人之安樂,提示佛陀的關懷 。

佛陀為世間一切法的提示,都是為了眾生的離苦得樂,了脫生死為最終目的。以法的滋潤佈施世間的一切,這是佛法的精神。佛陀弟子眾多,其中常隨弟子有一千二百五十人,陪伴著佛陀左右,還有不計其數的修行者,以及無數在家眾的護持,這個非常龐大的教團組織,影響到當時全印度宗教思想的改變,以及周邊國家的宗教信仰,佛教遠傳至中亞、東亞、西亞,乃至東南亞、中國,遍佈世界各地區。

 

佛教之傳入中國

佛陀創立佛教於中印度(現在之尼泊爾地區),迄今已有二千五百年。由朝庭之禮薦而傳入中國,在二千年間,經歷了漢、魏、兩晉時期,佛經的翻譯,南北朝佛法的傳播,隋唐時期持續翻譯經典,佛教文化的盛行,這段時期,印度的僧人及優婆塞陸續來到中土傳法,中國僧人往印度取經學法,佛教因此盛傳於中土,佛教在中國展開十大宗派的次第建立,大乘教理宗義燦爛了中華文化,同時也豐富了佛教文化。三百年間佛儒文化交流融匯,奠定了佛教在中國發展基業,漸漸形成為中國人信仰的宗教,即所謂「中國佛教」。

唐武宗會昌法難之後,佛教由極盛而衰退,經過一年多艱辛的掙扎,後因武宗會昌之駕崩,佛法在創傷中很快又恢復了。武宗之死宣宗即位,佛教逐漸又回復正常。可是到了五代五十餘年間王朝交迭,戰事頻乃,社會紛亂,民不聊生,佛教的發展,也受到時局影響,而逐漸走下坡,佛教教育的缺乏,佛法的宣揚也因而停滯不前。

宋代太祖建國,為持續民族文化教育,同時也為振興佛教,為佛法的發展,經過一切努力,但百廢待興,千頭萬緒,艱鉅時局拖累,所幸佛教的社會基礎堅固,雖有平穩的發展,可是成效並不大。至徽宗時期因為信奉道教而抑止佛教,佛法的宣揚也受到阻力。

元朝金人入主,對文化教育的淡漠,加上崇信喇嘛教(藏傳密教的俗稱),對漢傳佛教的推動不很積極,在政治上壓制漢民,信仰以密為宗,漢傳佛教又失去支持,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因而造成中土佛教,高僧大德漸稀,佛教後繼無人,佛法的推動乏力,佛教文化未能發揮作用,而一蹶不振。

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期間,佛教略有發展,但當時中國南北方各地,延續宋元期間之吃菜事魔,妖妄惑眾,民情複雜所趨,妖民事故作亂,加以信仰雜亂無章,民間秘密結社,「白蓮教」繼宋代之彌勒道之風,以宗教之名行邪教之實,邪風大盛,社會不安,當局對邪教徒之鎮壓,嚴格限制了宗教活動,佛教也受到影響。

明末雖有佛教四大師,推動和護持佛教,意圖振興佛法,帶動社會安寧,融合儒佛思想,豐富中華文化,亦復興佛教。這段時期的佛法,略有作為,但為時不久,因為朝代之更迭,滿人入關,建立滿清王朝。

清代繼元朝之宗教政策,為了平穩邊疆政治而信奉喇嘛教。秘密教派之藏傳佛教對統治者的偏向,所以藏密的教法,僅限於朝庭官宦之傳。此時中土傳統的漢傳佛教宣揚無力,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文化也無所作為,佛法因而失去傳承,而造成明末清初佛教的衰微。

清代兩百六十七年間,由於不注重佛教的教育,佛經散失,叢林教育無所發揮,宏法人材幾乎斷層,大師級的人材寥寥無幾,弘法更無人能承擔,只有抱殘守缺的出家人,苟延殘喘,蹲守寺院,維持生計,寺院落入窮困,無法謀生,至此中國佛教之淪落,佛法失去了昔日之光輝,此時西洋宗教隨著西方強權政治來到中國,造成社會重大影響,尤其是西方文化對中華文化的衝擊,倫理禮儀之思想改變,宗教上的混亂,甚至秘密結社的邪教之危害,引起社會秩序失控,諸如川陝楚三省之教匪之亂、天理教之爭,尤其受西方宗教扶持之「太平天國」叛亂,教匪兵連禍結,所到之十餘縣凡遇佛寺、道觀、孔廟、祖祠,即燒,遇像即毀,佛教也因此受到嚴重摧殘,這是三武一宗法難之外又一次的浩劫。

 

中國佛教的衰微

朝時期因為文化教育的缺失,弘法工作無從展開,正信佛法無法正揚,和民俗信仰混雜合流,只有燒香祈求,庸俗信仰,致使佛教淪落為迷信。佛像和民俗神祗混合信仰流行,造成神佛分辨不清,一般認為拜神和拜佛是一樣的,所以神佛信仰共奠,禮儀繁雜,殿堂上神像佈滿,佛菩薩像則站在一邊,這種情況佛教已不像佛教了。

正當佛教文化受到民間習俗衝擊,佛法無法發揮功能之際,社會有識之士,不願看到中國佛教淪喪,挺身而出為振興佛教而努力,強調要振興中華文化,必先振興佛教的口號。諸如梁啟超於《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指出,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學」。前清佛學極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與思想無關係。但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頗治相宗,乾隆時則有彭紹升、羅有高,篤志信仰。戴震、龔自珍、魏源,以文學家身份兼治佛學。楊仁山少年時佐政曾國藩為幕府,復隨曾紀澤出使英國和法國,夙棲心內典,學問淵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專以刻經弘法辦學為事業。這便是清末時期,佛教從淒涼情景中,一步一步走向復興之途。

清代中期以後,佛教不絕如縷,幾瀕滅頂之境地,山窮水盡之際,「居士佛教」新思潮的湧現,興起了居士學佛的新方式,給予佛教新活力,中國佛教有了復興的契機。當時知識份子乃至文學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對佛學的研究投入心血,對佛法的修行提出新方法,把佛教的改革視為己任。恢復如早期,佛法鼎盛時期對文化教育、慈善福利工作的奉獻,提供居士為佛教對社會的時代使命。

 

居士佛教的興起

清朝末年,正當佛教在中國遇上最艱辛的時期,知識界即出現一位善知識,「楊仁山居士」棄官職而服務佛教事業,號召學術界,新文化青年,參與佛教之振興工作,楊居士以身作則,為佛教的復興而獻身,專志結集失散的經書,刻經、流通、弘法,設立金陵刻經處,倡辦佛教新學堂(祗洹精舍),以現代教學方式教導佛學,善導佛教文化的發展,培養佛教知識青年,成為弘法人材,為振興佛教發揚佛法做好準備,以大無畏精神,救國護教為誓願。當時知識界人士響應楊居士之號召,投身佛學研究,佛法學習,修行以正確方向推動,佛教新一輪的發展開始了,奠定了佛法新時代的走向。

現代許多佛學家,專以「居士佛教」這名詞,號稱在家集體學佛之精神,是一種新理念的學佛思維,以為學佛有所成者,即是「居士」。居士學佛的目的是為了改善人生,以人成佛成的理念學佛,這便是中國佛教學佛人的新思想。居士一詞梵語稱為Kulapati,意思即是「在家學佛者」,也稱為「在家志於佛道者」。慧遠大師在《維摩詰經疏》中說,居士有二義,(一)廣積資財,居財之士,(二)在家學道,居家道士。

從廣義上說,「居士佛教」一詞,所稱之「居士」是思想議題,它不僅是在家學佛,更進一步為弘揚佛法者。所以說,居士佛教除學佛外,亦包含佛法宣揚,也是佛教的護持者,藉居士身投入社會慈濟工作,發揚佛家大乘思想之慈悲精神,喜捨的志願。

居士學佛,歷代不乏有人在,佛教傳入中國初期,《理惑論》的作者牟子,和嚴佛調共譯《法鏡經》的安玄。依慧遠在廬山結社念佛的劉遺民、雷次宗等皆堪稱為大師級之佛教居士。另有白居易、裴休、蘇東坡、張商英、袁了凡等都是歷史上有名的居士。

清代居士佛教而論,楊仁山之前有,彭紹升、龔自珍、林則徐、羅有高、汪縉、戴震、魏源。楊仁山之後者有:譚嗣同、康有為、章太炎、梁啟超、歐陽漸、梅光羲、夏僧佑、吳雁舟、蘇曼殊等。不過楊居士之前的居士學佛,是個別行動的,獨立而間斷的。楊居士之後的居士佛教,是集體性有組織的,也是連貫性居士團體,諸如居士林、念佛會、弘法會、精舍、蓮社、覺社、佛學社、佛學研究會等等,皆是居士為佛教的繼續生存,努力而設立的組織。

「居士佛教」在近代社會,是一種時尚現象的機緣,也是時事大勢所趨的社會現實。居士組織皆為佛教的發展,佛法的發揚,努力而作出貢獻。誠如梁啟超在書中說,「居士學佛即成為一種時代流行,則依附以為名高者出矣」。這就是風氣形成的原因,當時的士大夫階級,為佛學風氣所及,競相投入佛法研究的行列,以修行實踐的經驗,教導信眾瞭解佛法,並以佛學研究的成果,發表在文章論著中,流通世界各國各地,對當今佛教及教義的發揚,中華文化的發展,積極做出了貢獻 ,亦促成以後的復興漢傳佛教,起了積極的領航作用,也是「居士佛教」在現代學術界中,從佛教居士的理念,發展起來的新思維,而在民間開展推動的機緣,因為居士團體的組織中,來自各行各業,除了工農商兵,乃至文化教育界、學術政治界等,在世界潮流之新政治環境中,興起一股宏大的力量,影響深遠,所以倍受各界關注和推崇。

縱觀近代中國佛教史,楊仁山居士之後的中國佛教 ,因為佛書經典的彙集,鼓勵學習佛法和研究,因而有了林立的佛學院,加以對寺院現代化的管理,提倡戒律,栽培佛教人材,尤其在家眾堅持護持。教育和學術界人士的參與,佛法的學習,修行之積極 ,成為普遍現象,讓社會人士重新認識佛教。因為佛教文化的振興,佛教寺院形象的提升,出家眾威儀莊嚴,並以修行為重點,在家眾對佛法的提升,也有一些寺院在居士的參與下,積極推動佛教教育工作,設立佛學院,以佛法的教導使出家眾得以入流,也有在家眾,自籌辦理佛教會組織和佛教學校,除了世學還有佛學教導,進而使大眾對佛法的修行更為積極。

近代漢傳佛教盛行,始於楊居士對當時佛教的改革成功。根據《當代中國佛教大師文集》總序文中說,偉大的宗教心靈,是社會最後的良心,也是生命意義最終的指歸。在文中選取楊仁山居士為首,民國以來佛教十大師即:楊仁山、太虛大師、歐陽競無、虛雲老和尚、弘一大師、印光大師、圓英法師、呂澄居士、法尊法師、慈航大師,作為指標,這十位大師對當代佛教有其重要的貢獻。

傳承上,民國以來的佛教界,有兩大系統,最受海內外重視,對當今佛教產生重大影響者:其一是以太虛大師為中心的出家學僧。其二為歐陽漸(競無)為中心的在家佛教學者。兩大師對振興當今中國佛教,對宣揚佛法是積極而且影響深遠。

太虛大師與歐陽大師皆師出楊仁山居士,尤其太虛就學於金陵祗洹精舍。歐陽繼承楊居士遺志,處理刻經處,及祗洹精舍的事務,並自設有「支那內學院」,從事佛學研究,並培養佛學高等人材。他在北京大學發表一篇論文「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轟動一時 。以後還有歐陽居士的首座弟子呂澄,續承歐陽之法相唯識學研究,並管理金陵刻經處。呂澄精通英、日、法 、梵、藏語,當代佛學學力無出其右之佛學大師。王恩洋禮呂澄為師,王為北京大學教授,對佛學有所貢獻,他著有《人生學》一書。太虛大師倡辦武昌佛學院。其兩位弟子:法尊、慈航,以大師之志為己志,溝通漢藏文化,提倡顯密雙修。

當代佛法大師,印順導師是太虛大師的追隨者,他一生對太虛尊敬和崇拜,但在學術上亦對太虛的「人生佛教」提出不同論點,所以提出「人間佛教」的理論來對治。導師在「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一文中指出,復興中國佛教應有的思想,為防佛法衰退,唯有把佛教知識化、年青化、在家化。導師認為,如果中國佛教老是侷限於衰老的,知識水準不足的,出家的,那麼佛教的光明,將永遠不會到來。

哈佛大學教授,哈威爾 Holmes Welch 說,楊仁山居士,被譽為「現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開創當代佛教,推動佛學研究的劃時代大師。根據歐陽漸撰寫之《楊仁山居士傳》書中有說,惟居士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瑞甫善三論;而法相唯識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擷芸,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亦合夥矣。

 

居士佛教的時代使命

當今佛教組織,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寺院組織(二)教會組織。

寺院以出家人為主體,在家人為護法;教會則以在家人為主政,出家人為導師。這種僧俗合作的方式,在漢傳佛教中由來已久,而且是成功的模式。原始佛教時期的優婆塞,優婆夷就是佛陀的護法者。護持正法,供養僧眾,是佛陀對居士眾的囑咐,付予居士護法的任務。法會中居士也隨僧眾一起聽法、一起學佛和修行,這便是佛陀時期,佛教組織的形式,也是居士學佛一向的規則和方法。

諸如佛經上說,維摩詰居士,勝曼夫人為佛法的正統性,協助佛陀教導修行眾,得以如法修行,棄小歸大,這便是居士為法的供養。還有王舍城之迦蘭陀迦長者和頻毗婆羅王,合資為佛陀承建第一座具規模之道場「竹園精舍」Venuvana。提供精舍,佛陀就有了住所及弘法道場,結束了佛陀住無定所,弘法沒道場的難題,也改變了古印度沙門修行的方式。另外還有憍薩羅國之須達多長者,也為佛陀修建一座,佛教史上最著名的「祗樹給孤園」Jatavana Tapindaka Vana,佛陀在這裡宣講般若經及法華經等,這也是居士為佈施的供養。以後還有阿育王,迦膩色迦王通過政治的影響,把佛教普傳印度全境,周邊國家,並使之國際化,這便是-無畏施供養。

 

後 記

秦漢年間佛教逐步傳來,到了東漢才正式通過官方邀請,印度佛教大師,迦葉摩騰和竺法蘭,把佛經大量輸入,經過官方設立譯場,長期把梵文佛經,翻譯成漢文經典,到了隋唐翻譯事業還不間斷,鳩羅摩什、支讖、法顯、玄奘、義淨等大師的努力,逐漸完整了漢文系的佛教經藏。並通過官院及寺院的傳播和學習 ,因而西來之佛法,在東方的中國盛行。佛教文化在中國經過漫長的傳承,深入民間,對社會影響深遠,而逐漸成為中國人信仰的宗教。因為佛家和儒家思想融匯貫通,形成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

中國佛教二千年傳承的過程,叢林是出家人居住和修行之處,在家人為香客對叢林之護持和供養。叢林的制度各分宗派,宗脈對立,各自為政,戒律分明,制度嚴謹,修行弘法是叢林一貫的規範,尤其對教育的重視,佛教文化源遠流長,這段時期佛法流通,經誦念佛 ,聲響不絕,法輪長轉。

朝代輪替,戰火綿綿,局勢多變,佛教文化教育的中斷,影響佛法的傳承,中國佛教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清朝,寺院乃至叢林,基本上已淪落為香火廟,沒有教育,沒有文化,壯觀雄偉的叢林,僅僅是佛教的外表形象,佛像之高大,香火的鼎盛,僅是一種外表象徵。因為失去文化內涵,佛法就難以存在,一部大藏經深鎖在書櫃內,那僅是門面裝飾。僧眾信眾都對佛法的不瞭解,加上禪宗所謂「不立文字」,淨土宗「一句彌陀」的誤解,使佛法失去其光茫,致佛教淪喪。

當佛教進入了衰退期,奄奄一息之際,激起了「居士佛教」的新意識而催生,文化界一批新青年,群起研究佛學,學習佛法,為保護佛教,使寺產得以保存,興起一股政治力量,聚集人材資源,群策群力,設立佛學院,組織教團教會,刻經板,印佛書流通,推動佛學,學習佛法,為佛教文化源遠流長而努力。在短短的一段時期內,居士組織之教會,遍佈社會各階層,各宗分庭,各派林立,也有三乘共揚之居士林,唯正信佛教之發展,讓信眾自選修行方向,並深入社會的文化教育、慈善福利事業推動,為發揚人間佛教的慈悲喜捨精神。現時代的佛教,百花齊放,百鳥爭鳴,有了競爭,也有了合作,更顯著佛教文化的精彩,這是現實時代,佛教事業發展的新趨勢。

 

結 語

居士學佛和僧眾是一樣的,以佛法為學,以戒為修。不同之處,居士應加以佈施供養,以佛教慈悲喜捨的精神,為社會做福利眾生的工作,同時對僧眾之護持,負起居士為佛教的責任。佈施供養也是居士學佛、修行的助緣功德。佛教一向主張由智慧得正見,而不是由盲信而生信仰,居士也應有如是知見的學佛。

佛陀制戒,僧俗各有不同,因為居士學佛非全職修行者,而是社會的生產者,因而要負起佈施供養,護持正法的任務。所以佛陀以五戒、八戒,乃至十善法,付予居士修行所依。然而僧眾的修行以戒為先,設有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則有三百五十戒,這些戒律對修行人來說,是為清淨道業,以求早日開悟,以報答眾生恩乃至佛恩。

從佛法上說,修行是為了清淨道業,道業清淨是為了開悟。開悟是為成佛,成佛就是修行的目的,也是為了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居士學佛也應該以涅槃境界為止境。

謹以祖師語和大家共勉。六祖惠能大師曰:見聞轉誦是小乘,悟解法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緣具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最後真誠的祝願,佛菩薩保佑,各位福慧雙全,身心安泰,事業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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